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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棣起兵造反为何朱允炆屡次错失良机

发布时间:2021-01-11 17:01:20 阅读: 来源:贴片机厂家

朱棣起兵造反 为何朱允炆屡次错失良机?

公元1398年闰五月,明太祖朱元璋驾崩,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,次年改元建文,这就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。

这位在位仅四年,被叔叔朱棣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,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,朱元璋的遗诏里说他“明仁孝友”,可称是仁德之君,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“若无篡逆之乱,必修德安民,开一代盛世也”。普遍的观点认为,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,安心做一个藩王,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。

而观其一生的“善举”,事实也似乎如此,从建文元年(1399年)开始,朱允炆即大刀阔斧,对朱元璋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,史称“建文新政”。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“建文”一样,与前代的“洪武”相对,施行重文臣,兴儒学的“仁政”。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“冤案”,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案重新核查,力求“从宽”,赦免无辜者数万人。许多被朱元璋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,甚至入主中央。进而修订《大明律》,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,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“机构精简”,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,但有些部门则进行“机构扩充”,如翰林院和国子监。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,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,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齐泰,黄子澄,方孝孺三人组成的“参议”,即后来明“内阁”的雏形。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,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,改为轻徭薄赋。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,恢复西周时代的“井田制”。上述种种“善政”,六百年来史不绝书。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,但诸如“内阁”等制度,文臣治国的理念,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。历代史家对其评价甚高,由此不足为怪。

既是“善政”,又为何招致战乱呢?这就是靖难之役的“导火索”—削藩。

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:朱允炆的削藩,正像北宋军队打仗,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,斩获连连,却突然一个挫折,接着就是昏招连连,连战连败,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。

说“削藩”,这是朱允炆在做“皇太孙”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,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,诸藩王“叔叔”皆手握重兵,自然如鲠在喉。黄子澄曾宽慰他说:“汉景帝在位时,诸王也多不法,酿成七国之乱,可汉景帝派兵平定,立刻都土崩瓦解”。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,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璋,朱元璋反问他该怎么办,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:先用德争取,再用礼规范,再不行就改封地,还不行就削藩,如果都不行,只能兵戈相向。朱元璋很满意,赞道:“甚好,甚好。”

而观朱允炆削藩,论开头,也可为“好的开端”。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,即颁布“遗诏”,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,除藩王的亲身“护卫”外,皆由中央节制。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“军政大权”,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,黄子澄密谋,采纳黄子澄“断燕王朱棣手足”的建议,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“贪横暴虐罪”逮捕,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。众文臣窥得风向,纷纷见风使舵,上书力陈大规模“削藩”。“顺应民意”下,建文帝再接再厉,洪武三十一年五月,珉王被召入京“切责”,湘王不堪忍受屈辱,愤然自焚。齐王被废为庶人,关入大狱,数月之间连出重手,将当年向朱元璋陈述的“五步走”连贯动作一气呵成,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。

噩耗连连,“主要对手”朱棣也紧张,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,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。建文帝也毫不落后,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,成为自己耳目,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,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,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,接掌北平军权,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。

建文元年三月,朱棣入京朝见,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,未被允准,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,五月,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,朱高煦入京朝见,又有大臣“旧话从提”,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,再被拒绝。最终放虎归山,归家后,为掩人耳目,朱棣开始“装疯”,成日疯疯癫癫,做病入膏肓状。七月,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,建文帝终下决心,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,谁知张信火线倒戈,向朱棣告密,朱棣果断行动,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,继而火速举兵,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,谢贵,控制北平城,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,正式举起了“造反”大旗。

今人对这段“削藩”过程颇多非议,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,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,先将朱棣削藩,而照黄子澄的方式,实为“先易后难”,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,各藩国却被“得罪光”。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,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。而在之间,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自己放过,更令后人指摘不已,称之为“天予不取,必受其咎。”但仔细观其过程,朱棣两次觐见,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,恰如齐泰所言:“擅扣燕王,恐激诸藩众怒”。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,黄子澄谏道“放归二子,以德化感燕王,可成陛下美名。”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,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。而说到“先易后难”的削藩选择,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,也是必然会采纳的。

但对照之前的汉朝“七国之乱”,以及后世的清朝“三藩之乱”,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“错处”。三次“削藩”,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:削亦反,不削亦反。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,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,而这,恰是建文帝,及其“师傅”们最大的疏漏。直到战争打响后,建文帝还反复告诫前线诸将,不要伤害朱棣,原因是“勿使朕有杀叔之名”。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
明建文元年(公元1399年7月),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,以“清君侧”为口号,拉响了持续三年的“靖难之役”的大幕。

大战骤起,朱棣先声夺人,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,继而连克云中,开平,怀来,上谷,永平,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“防区”,此时尽皆攻克,如雷轰顶的建文帝,也迅速做出了反应,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“中央军”,出师讨伐。

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—长兴侯耿炳文。

耿炳文,凤阳人,淮西旧将的老班底,大明开国功臣,靖难之役爆发时,时年六十五岁,可谓久经沙场。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,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,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。

之所以这样说,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---擅守。朱元璋争天下时,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,其间数次以少胜多,击败朱元璋劲敌张士诚的疯狂进攻。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。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,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,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,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,且军事思想卓越,其提出的“以战车克胡骑”的作战思路,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,俞大猷,孙承宗等人发扬光大,成为明军的主战法。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----一旦国家有事,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。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,大势更是清楚,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,最大的特点是擅攻,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,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,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。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,平乱的方式很简单---守住,便是胜利。

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“火速堪乱”。接着同年九月,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,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,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,杨忠部,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,死守真定,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,终将局面拖入对“中央军”有利的相持战轨道。岂料后院起火,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,申斥耿炳文“一战而摧锋”,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,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。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,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,两年后,坐稳江山的朱棣,以“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”,将之赐死。

靖难之役中,建文帝的又一次获胜机会,又这样轻易的放弃。放弃的表面原因,是“帝师”黄子澄对李景隆的倾力推荐。君臣短视,急功近利,又怎能不败。

建文帝很快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,建文元年11月,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攻北平不克,被朱棣击溃,继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,在白沟河与朱棣决战,以众击寡下,竟然在战局相持阶段临阵崩盘,导致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。用人不当的结果,很快就以战场上的崩溃来“埋单”。北方战场,几乎败至不可收拾。

好在危难时刻见英雄,先是山东布政使铁弦死守济南府达三月,硬是顶住了朱棣的攻势,保住了山东不失,同年十月,新任大将军盛庸率部在山东东昌与朱棣鏖战,凭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骑兵,歼敌一万多人,兴奋得建文帝忙向太庙告祭。次年二月,建文帝转守为攻,派盛庸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朱棣,双方在夹河鏖战,尽管盛庸败阵,却也杀掠朱棣部燕军甚重,尤其搞笑的是,两战之中,朱棣数次陷入盛庸火枪队的重围,却皆因建文帝“勿让朕有杀叔之名”的训诫,令朱棣平安突围而去,否则这场惨烈的鏖战,或许早已划上句号。

此时历史再次给了建文帝机会,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三年,双方在山东,河北一线相持,互有胜负,谁也进退不得。但是在补给,资源,人心等各方面远占优势的建文帝一方,在这种消耗战里的位置显然是有利的。拖得越久,朱棣就越入死地,久战不克下,朱棣也曾心灰意冷,对谋士姚广孝戏言说:“早知今日,不如归家做一平头百姓”。急得姚广孝愤然大呼:“殿下,若败我等恐连做百姓也不可得”。怒吼之下,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战之心。

绝境之下,朱棣铤而走险,建文四年(1402年)一月,朱棣率轻骑绕开明军山东防区,大迂回直捣南京,兵临长江沿岸宿州,明将平安火速回援,在宿州淝河与朱棣相持,双方互有杀伤,而明将盛庸则抄后路,断绝朱棣后援补给,明将徐辉祖(徐达之子)等人也率兵增援,将朱棣陷入合围。前后夹击下,朱棣屋漏偏遇连夜雨,军中瘟疫流行,死伤大半,诸多将领也纷纷苦劝撤兵。又是方孝孺力阻,但这位筹谋叛乱多年的王爷,此时腹背受敌,终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,“瓮中捉鳖”,结束靖难之役,宛然就在眼前。

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,得知明军连捷后,“大儒”方孝孺担心“京城兵力单薄”,劝说建文帝回兵守卫京城,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一纸调令,淝河一线“中央军”尽撤,只留平安一支人马与朱棣周旋,而此时,背水一搏的朱棣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攻击,结果平安部大溃,平安本人被俘,而撤退的“中央军”,也被朱棣发动“骑兵的机动性”,于沿途尽数消灭。一纸调令,终亲手毁掉了建文帝最后的“嫡系部队”。然而就是朱棣节节胜利,连下蚌埠,泗州,扬州,兵临京城下,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“募兵”。并向“恩师”方孝孺继续问计,这位帮了无数次倒忙的“大儒”吭哧半天,终蹦出一句:“长江自古天险,京城坚固,可挡百万兵”。

但这次方孝孺说的是实话,京城尚有几万残兵,出战虽不能,据城防御却尚可。外出求救的齐泰,黄子澄也初见成效,几支“勤王”兵正火速赶来。这是建文帝最后的机会---坚守待援,成败的关键,是守住京城。而建文帝也坚定了这一选择,他拒绝了群臣要求“迁都”的建议,下令整治城防,准备决战。

防御的重任,却交给了一个最不该交给的人---李景隆。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(1403年),李景隆勾结朱棣,打开城门,燕军兵不血刃破城。走投无路的建文帝在皇宫里焚起一把大火,然后不知所终---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,却是最无可挽救的错误。

来龙去脉讲完,或可对建文帝有一个综合的评价。

他勤政爱民,宽厚仁慈,友爱亲族,施行仁政,在位四年除“靖难之役”外,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“仁君”的标准。他所创立的制度,许多也为后世明朝帝君所延续,也似有远见卓识,有关他的失败,后人更多的归结为方孝孺,黄子澄,齐泰三位大臣“腐儒误国”,可细细盘点,削藩之时,瞻前顾后,犹豫不决,自失良机,大战初起,发“勿让朕有杀叔之名”的圣谕,贻笑大方,初战失利,不由分说撤换了彼时中国最杰出的“防御战专家”耿炳文,启用毫无作战经验的“花花公子”李景隆,战场局面转机时,却误信人言,发圣旨“瞎指挥”,断送大好战局,兵临城下时,再次用人不当,最终彻底败亡。观这个素来被认为“可怜”的皇帝,累累昏招,却正见其“可悲”之处。

而与他英年早逝的父亲朱标相比,“宽仁孝友”“礼贤尊儒”,确实“形似”,治国经验匮乏,缺少理政经验,这是年龄造成的差距,也可在实际中锤炼。最最缺乏的,恐怕就是朱标“外柔内刚”的本性,大是大非面前敢坚持,外面宽柔,内心果敢的朱标,是败亡的朱允炆未曾学会的,步步昏招,实则来自于此。而这,恰是作为一个“圣君”,最应有的素质。

恰如海外华人学者黄仁宇对建文帝的评价:即使没有那场战乱(靖难之役),朱允炆也注定不是一个好皇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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